9月29日上午，庫木塔格沙漠刮起了沙塵暴，一支越野車隊停在了飛沙之中，車輛打著雙閃，窗門緊閉，能見度僅有15米左右。
位于新疆維吾爾自治區(qū)鄯善老城以南的庫木塔格，在維吾爾語中是“沙山”的意思，相比其他沙漠，這里的沙子特別細，沒有一點雜質，車友們認為它是世界上最好的穿行沙漠。
風沙在下午平息，沙漠也歸于寧靜，車隊繼續(xù)行進，直到在距離營地三公里的沙漠腹地，一具男性遺體進入越野隊的視線——
遺體已經風干，只露出了頭部和左腳，軀干被掩埋在黃沙之下，就像覆蓋著黃色棉被。
在遺體旁的小包中，隊員們發(fā)現了一把叉子、一張銀行卡、現金若干、一張駕駛員交通違法積分卡和一張身份證。身份證于2011年辦理，姓名叫李海軍，1965年11月9日出生，家庭地址為河南省新鄉(xiāng)印染廠家屬院。
隊員將證件帶出沙漠后報了警。一段塵封已久的往事，連帶伴隨它愀然逝去的舊時光也由此啟封。
新鄉(xiāng)印染廠
早在2015年10月，身份證上的“李海軍”從新鄉(xiāng)印染廠家屬院離開后便失去了音訊。家屬在多個尋人網上發(fā)布了尋人啟事，對他的描述為“身高183厘米，五官端正，濃眉，一只腳微跛，性格內向，河南新鄉(xiāng)口音，有時講普通話，有精神病史”。
如今，李海軍的身份證出現在了距離家屬院2780公里之外的沙漠中。新鄉(xiāng)警方已接到新疆警方的協(xié)查通報，通知李海軍的親屬前往新疆進行DNA信息比對，以確認死者是否為李海軍。
幾年后，印染廠改名為河南省地方國營新鄉(xiāng)印染廠，一直到2004年破產，這家工廠生產經營了60多年，養(yǎng)活了三代人。
李海軍的父親李天順屬于第一代，早年他就在新鄉(xiāng)印染廠工作。這時候廠子里有來自上海、江蘇的技術人員，也有退伍軍人、農民和被釋放的勞改人員。
他們大部分住在印染廠東側的家屬院中，早年都是磚瓦堆砌成的平房，門前覆蓋著土路。從李天順家走到印染廠大門，大約需要10分鐘。
雖然不是親生，但老兩口對兩個孩子疼愛有加，尤其是李海軍。
從小和李海清一起長大的玩伴劉春華（化名）說，她們兩家人離得特別近，只隔了兩排房子，經常互相串門，一起玩耍。技校兩年，她們還是同班同學。工作后，劉春華和李海軍還在同一車間。
“我從小看著李海軍長大的，可乖可聽話，他爸媽可疼他了。”劉春華說，小時候的李海軍乖巧內斂，不愛說話。每次李海清領著她去家里，李海軍就在一旁看著，從不吵鬧。劉春華覺得，李天順夫妻甚至有些偏愛李海軍，給他吃好的穿好的，所以她有時候會多關照李海清一些。
今年64歲的盧鐵生（化名）形容，那時候的家屬院就像一個小世界，即使人們不踏出家屬院大門，生活依然可以有條不紊地運轉下去，然后下一代循環(huán)往復。
李海軍正是如此。
他雖不是出生在家屬院，但前半生都圍繞著家屬院——鄰居老楊說，李海軍被抱回來的時候還不會走路，他小學、初中、技校都就讀于家屬院的學校；1985年，20歲的李海軍被分配到了印染廠漂練車間，他的工作就是給布料印染上色；幾年后，李海軍和同車間、同班次的同事王桂花（化名）相識相戀，婚后生育了一個女兒。
和李海軍一樣，劉春華也在印染廠遇到了自己后來的丈夫張保元。在盧鐵生的記憶里，作為第二代印染廠人，他們剛參加工作時物資匱乏，信息閉塞，每日的生活圍繞在印染廠和家屬院展開，日子清苦而又枯燥，封閉卻又容易滿足。
直到變革來臨。
盧鐵生1979年退伍被分配到了印染廠做工人，后來成為印染廠的一位領導。如今的他已經頭發(fā)花白，身形發(fā)福，爬幾層樓就會氣喘吁吁。
他回憶，大概在81、82年，印染廠是新鄉(xiāng)第一納稅大戶，家屬院三層以上的樓房都是在80年代廠子經濟效益最好的時候蓋起來的，那會廠里最多有2600人。
從南門走進家屬院，左右兩邊均是五層樓房，大約有16棟左右，再往北均為三層小樓和平房。李海軍一家后來也搬進了樓房，盧鐵生的家距離他不遠。
每天早上五六點家屬院就醒了，工人們吃完早飯，再把午飯準備好，裝進鐵盒子或者飯缸，隨后就匆匆出門。
400多個工人清晨從家屬院蜂擁而出，步行前往印染廠。一路上全是穿著藏青色和灰色廠服的工人，拎著飯盒或者大白饅頭，遇上了認識的人便打個招呼，邊走邊說，腳步絲毫沒有放慢。
7點30分，廠子里的廣播開始播報最近廠里發(fā)生的事或宣講國家政策，隔著很遠就能聽到。而“大部隊”所經之處，塵土飛揚。直到今天，廠子門口的大路上還鋪滿了煤渣，人群經過都不住地捂著口鼻。大路兩邊的樹木枝繁葉茂，讓通往印染廠的大道看上去有些陰郁。
8點，早班的工人接過上一班工人的活兒，在車間里開始了一天的工作。盧鐵生介紹，當時印染廠生產的布料有出口也有內銷，在計劃經濟時代，工作都是安排好的，鮮有競爭意識。
在1979年，他一個月能拿36元，1982年漲到60元，1996年200元，增幅越來越大，但也只是工薪而已。
李海軍、王桂花、劉春華等人這些印染廠的子弟，在家人或媒人的安排下互相見個面，沒什么大問題的話，很快就會結為夫妻，延續(xù)下一代。
盧鐵生用“封閉”一詞形容那時候工人們的心態(tài)——過日子只求養(yǎng)家糊口，不看書不讀報，鮮有人去了解外面的世界；男人喝酒打牌，女人吵架罵街，是家屬院里為數不多的消遣。
變化發(fā)生在上世紀90年代，國家掀起了國有企業(yè)改革的浪潮。
“為什么要下崗？人多了，廠子效益又不好，必須要精簡人員，提高效率。”盧鐵生回憶。
在新鄉(xiāng)印染廠改革的前夕，沒有多少人注意到改革會帶來什么后果。直到有一天工人們發(fā)現，自己可能隨時被組長叫去談話，然后被告知明天不用來上班時，他們開始慌了。
盧鐵生親眼見到，有的人開始給領導送禮，煙酒、糕點，沒事就請領導吃飯；有的車間里的工人工作更起勁了，希望自己能夠留下來。也有一部分人，開始走出家屬院，另謀出路。
《中國統(tǒng)計年鑒》顯示，我國原有國有企業(yè)的職工1.1億人，1998年國有企業(yè)職工人數為5200萬人。這是第一輪下崗潮。
李海軍熬過了下崗潮，他在2001年被上級調到印染廠保衛(wèi)處護廠隊，從事安保工作。而劉春華的前夫張保元曾經是一名軍人，也于2002年從分廠調到護廠隊。
在他看來，當時護廠隊算是不錯的差事，比較清閑。不像改革后的車間工人，連著一個月每天工作12個小時，機器不能停人也不能停，中午吃飯也只能端著飯缸守在機器旁，每天回到家累得飯都不想做，僅在月末有兩天休息。
外面風云涌動，印染廠的小世界也不再固若金湯，焦慮、迷茫、躁動的是人心，直到一起命案捅破了天。
殺人事件
2003年9月初的一天，38歲的李海軍和45歲的張保元例行執(zhí)行晚班巡邏任務。劉春華回憶，當時還有一個叫李永田（50歲）的人與他們兩人搭班，三人中李海軍為組長。
那晚，李、張兩人在巡邏的時候順便到盧鐵生的辦公室坐了一會，兩人打打鬧鬧。盧鐵生形容李海軍是個不好講話的人，口才很差，感情都在腦子里；但張保元則是大大咧咧，好開個玩笑。
當時，張保元已經和劉春華離婚，李海軍和王桂花的感情也岌岌可危，張保元有時候開起玩笑來口無遮攔。
“那天兩人互相拿老婆開玩笑，說我要睡你的老婆之類的，李海軍又還不了嘴，只能憋著。”盧鐵生說，張保元還喜歡在公共場合開這些玩笑，這讓李海軍大為不悅，但也沒看出他有什么異常行為。
也是在那一段時間，李海軍和張保元、李永田之間發(fā)生了一些矛盾。
劉春華聽保衛(wèi)處的職工說，有天保衛(wèi)處開會，每個人面前都有一個茶杯，開會的時候大伙喜歡嗑瓜子，也不知道是誰把瓜子皮弄到了李海軍的杯子里，李海軍懷疑是張保元和李永田所為，三人之間發(fā)生了爭吵。
事后張保元不愿多和李海軍糾纏，便申請從夜班調到白班，得到上級批準。
就在張保元調班后的第三天，2003年9月8日晚8點多，上完班的他回到家屬院家中，躺在床上等剛上高一的兒子過來。劉春華說，張保元一周沒見孩子了，很想他，便約孩子晚上到他家聚聚。
李永田早年和家人也住在印染廠家屬院，但1995年他們就在外面買了房，李永田僅在值班的時候回家屬院休息。
吃完飯后，李永田去廠里上班。等晚上9點多，晚班已經開始一個多小時了，李永田還沒見到李海軍，便叫同事小王去李海軍的家里看看怎么回事。
等小王來到李海軍家，只見防盜門開著、紗窗關著。隔著紗窗，小王好像看到李海軍正在喝酒。李海軍見來人便說，我馬上就來，小王便離開了。
隨后兩人前后腳進了印染廠，李海軍見到李永田二話不說摟著他往外面走。李海軍足足比李永田高了20多公分，李永田只能被動地被拽著走。
晚上9點30分，兩人走到了印染廠的一處假山，四下里既沒有路燈也沒有人。李海軍從衣兜里掏出一根煙塞進李永田嘴里，順勢掏出一把30公分長的刀捅向了李永田的胸、腹。
李永田倒下后起身想要逃跑，又被李海軍追上朝著胸口猛刺一刀，隨后便倒在了血泊之中，沒了動靜。
李海軍把刀收起來，走出了印染廠；沿著每天上下班的大路走上20米，左拐進入家屬院；走了15米經過自己家的單元樓——他和母親居住于此；再走50米又經過一個籃球場，他和朋友們從小在這里玩耍長大；然后來到左手邊的22號樓爬了三層來到張保元的屋內，對著毫無防備的張保元，朝其胸、腹、腿部連刺數刀。
最后在夜幕中，李海軍逃離現場。在一樓，他和張保元的兒子擦肩而過。
這個孩子沒有認出，眼前這個腳步匆匆的男人，正是他相識已久的李海軍叔叔。
案發(fā)后，李海軍逃到了35公里外的延津縣親戚家，沿途把兇器扔到了農田中。李永田、張保元二人在被刺后均因失血性休克死亡。
2003年9月9日下午4時，李海軍在王桂花的勸說下到新鄉(xiāng)市公安局牧野分局投案，并被刑事拘留。
在當天的詢問筆錄中，李海軍陳述，“（你為什么要捅二人）最近一段時間，我發(fā)現我的茶葉杯里，有人投放了一種顆粒物品，我喝了茶以后感到渾身不舒服；再次，我的女兒最近一段時間在學校碰傷多次，我懷疑這些事情是李永田和張保元策劃干的。”
9月10日，李海軍在筆錄中說道，“我感覺到李永田、張保元二人在最近十多天，在對我進行報復、恐嚇，對我的家庭構成威脅……我發(fā)現我的茶葉里被放了瓜子皮，半個月前我又在茶葉里發(fā)現有粉紅的顆粒狀的物品，第二天越想越氣，懷疑是他們二人給我下的毒……”
5天后，王桂花向牧野公安分局提出申請，稱案發(fā)前李海軍精神不正常，要求對其進行精神病鑒定，并提供鄰居等證明李海軍精神失常的證言。
9月24日，河南省精神病醫(yī)院精神疾病司法鑒定委員會作出鑒定結論：李海軍系精神分裂癥，病理動機作案，不具刑事責任能力。
11月19日，司法部司法鑒定中心又出具了關于李海軍精神狀態(tài)和刑事責任能力的鑒定書，鑒定李海軍患有精神分裂癥，案發(fā)時及目前均為發(fā)病期。
鑒定書還寫道，李海軍與被害人平時無宿怨，也無利害沖突，作案缺乏現實動機和目的，在精神病例癥狀的支配下，喪失了對自己行為的辨認和控制能力，判定無刑事責任能力。
盧鐵生和李海軍的一些鄰居也覺得很奇怪，在案發(fā)之前，誰也不覺得李海軍精神有問題。
在隨后的幾年里，劉春華和朱曉香一邊收集證據，一邊四處奔走上訪。尤其對于劉春華來說，從小看著李海軍長大的她，怎么也不會想到這個曾經乖巧懂事的孩子會是一個殺害她前夫的精神病患者。
李海軍在精神病院接受了一段時間的治療后出院回到家屬院，并在新鄉(xiāng)印染廠辦理了病退，每個月發(fā)放生活費228.17元。
這樣的結果朱曉香怎么也接受不了，“我退休不干別的一個月才拿40塊，他反倒每個月能拿200多？”
但她們也拿不出更有說服力的證據來印證自己的說法。
2004年6月9日，新鄉(xiāng)市公安局牧野分局就辦理李海軍故意殺人案作出情況匯報，“我局從立案偵查到委托進行司法精神鑒定及復核鑒定，直到撤銷案件，都嚴格按照有關法律規(guī)定，依法予以辦理，沒有辦案人員與當事人及家屬權錢交易等違法亂紀現象。”
三次鑒定后，朱曉香放棄了，除了印染廠給出的4萬多元工傷賠償之外，她打了一場民事訴訟獲得了1萬多元的賠償。朱曉香的兒子說，在他們家人心里，李海軍早就已經死了。
而劉春華還在奔走，她的兒子目睹了父親的死亡，直到今天，31歲的他仍然郁郁寡歡，無法成家。
劉春華說，在案發(fā)后幾個月，她在新鄉(xiāng)市一家酒店里打工。一天，李海軍和家人也來到這家酒店吃飯。當李海軍抬眼看到她時，頭也不回地走了。劉春華這才知道，李海軍回來了。
她也曾在家屬院偶遇過李海軍，“我上去就問你為啥殺張保元，你看見他兒子沒？”劉春華說，無論她怎么推搡李海軍，拽他胳膊，李海軍就是不說話，也不生氣。“后來（他）也說了對不起。我問他要個說法，他說沒錢。”
根據印染廠總務處出具的證明，李海軍事發(fā)前和母親屈桂榮一起居住，房屋產權屬于屈桂榮。事發(fā)后不久，李海軍和王桂花離婚，王桂花帶著女兒前往鄭州生活。姐姐李海清早年也在鄭州結婚定居，一年只回來幾次。
除了每個月200多元的生活費和年邁的老母親，李海軍已經一無所有。
當李海軍從精神病院回來后，家屬院的人不再和他來往，有的人害怕他再犯病傷人，也有人只是不和他搭話，卻沒覺得他有多大問題。
一位劉姓老人介紹，她曾經還給李海軍送過飯，“我當時還跟他說了，記得把碗給我，別給我扔了。但誰還會真問他要哩？”她回憶，李海軍在案發(fā)后很少回家，即使回來了，也也不跟人來往，平時要么自己買飯，要么是屈桂榮給他做。
此后，李海軍曾經出過一次遠門，居民們好幾年沒見到他。有人說，他在鄭州開出租車，也有人說他去鄭州找前妻了，到底去了哪誰也說不準。
但劉春華已經找不到這份報紙，自殺一說也無從證實，但跛腳這個細節(jié)得到家屬院居民的印證。
居民楊大爺回憶，大約5年前，李海軍又發(fā)病了，在樓下拿著刀說要殺人。母親屈桂榮也害怕，跪下跟他說，兒呀，兒呀，把刀放下，你要不放下，我就死你手里了，回家吧。
等把李海軍勸回家，屈桂榮報了警，民警讓屈桂榮再勸說他把刀放下，這之后才把人捆住送往了精神病院。
在接下來的一個周六，屈桂榮給兒子送去了一箱方便面，晚上回到家后就去世了。第二天李海清回到家才發(fā)現母親的遺體。等到辦后事的時候，李海軍沒有到場。
另一位鄰居介紹，在這之后李海清把房子租了出去，但李海軍從精神病院出來后把租戶給攆走了，隨后突然在某天把家里所有的窗戶玻璃都砸破，但到了晚上，他又用木板把窗戶給封了起來，“可能是怕冷吧。”
盧鐵生最后一次在家屬院見到李海軍大約是五六年前，他穿著一身黑色衣服，頭發(fā)胡子還算整潔，只是目光呆滯，連余光都看不到。旁人從他身邊走過，他似乎絲毫不在意來人是誰。
“（李海軍）就像一個迷茫的人，不知道自己身在何處，我想這家伙真病了。” 盧鐵生感慨。
就在李海軍殺人事件過去一年后，2004年6月，新鄉(xiāng)印染廠宣布破產。
據新鄉(xiāng)市檔案館記載，工廠實行“破產不停產”、“職工轉崗不下崗”的特殊政策，其清算組在其破產程序終結之前，已經把檔案移交市國資委，市國資委又代表市政府把檔案移交給了新鄉(xiāng)市白鷺印染有限責任公司。
同樣一片狼藉的，還有李海軍的家——房門沒有上鎖，大約70平的屋子已被廢棄，無人居住。屋內沒有燈光，沒有家具，黑暗中只有滿地的垃圾和密密麻麻的蜘蛛網。
在廢墟中，有一張李海軍的名片，上面寫著新鄉(xiāng)市帶肋鋼筋廠，地點位于距離家屬院5公里外的善河村，上面還留有李海軍的傳呼。據天眼查，這家鋼筋廠的成立時間在2008年，如今已經不復存在。循著這家鋼筋廠法人當年留下的電話打過去，無人接聽。
在李海軍的尋人網頁上，一位姓王的女士留下了電話，如今撥打這個號碼，電話那頭的女人回說，你找錯人了。在鄭州市第二印刷廠家屬院李海清家，李海清的丈夫拒絕了采訪。
李海軍第二次離開家屬院后發(fā)生了什么，去了哪里，外人很難知曉了。
盧鐵生說，自從印染廠破產后，廠子里大約走了一半的人。在外面闖蕩過的人回來就說，“我一天就賺你一個月的錢”。院里面的人漸漸都坐不住了，他也是出走的一員。
不過在盧鐵生看來，工人們再就業(yè)的成功率不高，“熟練工很容易就被替代，出去的人跟不上時代的腳步，只能被淘汰。”
有錢的人在外面買了房，沒錢的只能繼續(xù)回到家屬院。如今的家屬院依舊人聲鼎沸，甚至比早年更加熱鬧。
在印染廠和家屬院交錯的一條干道上，日日夜夜都有商販在賣菜、賣小吃。每到傍晚，一塊面積不大的健身空地上擠滿了鍛煉的老人和剛放學的孩子——老人們有的閑聊有的帶著孫子孫女，他們的一輩子都留在了印染廠；孩子們瘋狂地追逐打鬧，在李海軍經過的那片籃球場上，幾個孩子用紅布條做成了一個秋千，那樣的歡樂，仿佛舊時光里的悲傷從未到來過。
角落里，一張發(fā)黃缺損的一寸照被灰塵掩蓋。清理后可以看到，一個頭發(fā)茂密、留著八字胡的男子五官端正，雙目有神。經過鄰居辨認，照片上的人正是李海軍。
自從李海軍失蹤之后，可能再也沒有人問津過他的屋子，只有一根絲瓜掉落在陽臺。走到外面才發(fā)現，一樓的絲瓜藤胡亂生長爬上了他家的窗戶，最后纏繞著沒有玻璃的窗欄，開花、結果，又掉落。
除此之外，在漫長的歲月里，再無動靜。
李海軍的照片和掉落在陽臺的絲瓜。 澎湃新聞記者 沈文迪 圖
原標題《庫木塔格沙漠的神秘來客：新鄉(xiāng)印染廠“殺人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