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人怎么睡著了？”
人群中，不知誰喊了一聲彩磚機設備
周菊梅回頭，發現丈夫賀香槐側身躺在地上，手捂著胸口，嘴角有白色泡沫吐出。
她心一慌，立馬蹲下去抱住丈夫，一手托著頭，一手摸他的臉，聲音發顫，邊哭邊叫他小名。
幾十個人圍著他們，有人打120，有人報警，有人讓她掐丈夫人中，她仿佛失了神志，機械地照做，只感覺說話聲不斷傳來。
10多分鐘后，救護車到。醫生把脈后說，沒心跳了。
9月6日晚8點40分許，湖南長沙彩磚機設備水岸世景小區，一場因廣場舞引發的爭吵，帶走了一條44歲的生命。
水岸世景小區東門 本文圖片均為澎湃新聞記者 朱瑩 圖
爭吵
那天是開學第一周的星期四，天氣不那么熱。入夜后，小區唯一的廣場熱鬧了起來。小孩子踩著滑板車穿來穿去，老人坐在椅子上嘮嗑，年輕的媽媽們陪著孩子玩。
7點半左右，音樂聲響，十幾位五六十歲的老人，跟隨音樂聲跳起舞來，人群一下子更熱鬧了。嬉戲聲，說話聲，音樂聲，混雜在一起，不斷向距離廣場幾米遠的6棟傳去。
賀香槐站在二樓陽臺上，看著樓下熱鬧的景象，對妻子周菊梅說：“你不是周一才打過市民服務熱線嗎？怎么聲音還是這么大。”
上五年級的兒子在房間做作業，窗戶正對著廣場，說“好吵”，賀香槐便陪他到稍遠點的客廳餐桌上做。兒子依舊分心，他有些急，對妻子重復了幾遍：“聲音越來越大，你看小孩子怎么做作業？”
周菊梅下樓，穿過廣場，到廣場正對面10余米處的小區東門找保安，讓幫忙把跳舞音響的聲音調小點。
保安調小后，人剛走，聲音又被調大。周菊梅在一旁看了六七分鐘，然后走上前說“麻煩你們把聲音調小一點”，有人回“聲音小了聽不到”。她伸手去調，“小孩子要搞學習，你們這樣子太過分了。”
剛調小，兩只手同時伸來將聲音調大。七八個跳舞的人圍過來，你一言我一句說了起來，“在小區里面跳怎么過分了？”“那你在家不要放電視啊”……爭執中，周菊梅回頭看了眼，發現丈夫站在陽臺上看。
幾分鐘后，賀香槐下樓，把她往身后拉了下，語氣急促地對跳舞的人說：“人家叫你關小一點，就是叫你們不跳也不過分，我還沒叫你們不跳。”
跳舞的人將兩人分開圍著。2棟業主陳麗華站在賀香槐后面，聽到跳舞的人話說的有些重，“這是公共區域，你就買個別墅出去住啦”“這里不能跳，那你安排個地方給我們跳”……3棟業主曾明輝剛好下班回家路過，看到跳舞的人用手指著賀香槐，說話聲音很大，話有些難聽，但沒有肢體接觸。
賀香槐說不贏，情緒激動，轉身跑了回去。兩分鐘后，一手拿一個空啤酒瓶急匆匆地下來了。
曾明輝以為他要砸瓶子，上前勸止，說要報警，把他抓去坐牢。賀香槐賭氣地說：“你抓撒，我愿意去坐牢。”
保安陳文將酒瓶接過去，扔到10米外的垃圾桶。一位跳舞的人說了句：“小孩子那么吵，你怎么不去捂住他們的嘴巴？”賀香槐氣急：“我跟你們沒法說了。”說完，他感覺頭痛，坐到廣場中間的噴泉邊，猝然倒地。
陳麗華記得，賀香槐倒地后，跳舞的人還在說“有病就不要下來啊”“你自己只有這么長的壽命”……她勸他們“這樣說要不得，他出大事了你們要負責的”。有人回：“跟我有什么關系，那是他命短。”
參與跳舞的何萍描述的則是另一番景象：事發當晚，廣場上人很多，音樂聲很小，被其他聲音蓋過。保安調小后，他們還和保安開玩笑“我們兩人來跳舞，你聽得到聲音嗎”，保安說“聽不到沒辦法，小孩子要讀書”。周菊梅一下來就把音響關掉，不準他們跳舞，讓他們到外面跳，他們說外面沒地方。賀香槐下樓后，用手指著他們說不許你們在這里跳，之后跑回家拿來酒瓶，他們以為賀要砸人，就都跑了。
何萍否認和賀家人發生爭吵，也沒有圍攻他們，“跳舞的人都是在講道理，旁邊看舞的還是說了的。”
救護車上，醫生告訴周菊梅，賀香槐是心源性猝死。20年前，24年的賀香槐在打球時突感胸悶，倒了下去，被人急救后送往醫院，做了心臟搭橋手術。之后每天吃一顆抗血凝的藥，每年復查顯示恢復得很好，只是不能受刺激和干重體力活。
周菊梅記憶里，丈夫身體像正常人一樣，20年沒有病發。他酷愛運動，足球、籃球、乒乓球都會玩，以前還是廠里籃球賽的主力，兵乓球賽拿過第三名。倒地前的暑假，他還每天晚上帶著孩子打球。
凌晨兩三點，周菊梅從醫院回到家，蜷縮在沙發上，強忍著不敢哭。黑夜漫長。
周菊梅和丈夫合影
安葬那天下著小雨，是賀香槐最喜歡的天氣。
過去兩年，賀家人飽受樓下廣場舞聲音的困擾，最期盼的就是下雨天。
賀香槐有三個姐姐兩個妹妹，三姐和兩個妹妹都在長沙安家。2015年9月，為了女兒有更好的教育，賀香槐將她從江西吉安市永新縣老家，轉學到長沙市松雅湖中學讀初一，住在小妹開的培訓班。
第二年4月，為了照顧女兒，周菊梅辭掉東莞玩具廠的行政工作，借住在水岸世景1棟小妹家，同時在小區謀了份收費員的工作。
水岸世景小區是典型的學區房，對面為松雅湖中學，周圍三公里范圍內，遍布一二十所中小學和幼兒園。小區占地面積26977平方米，有6棟，每棟34層，總共1000多戶。布局上采用圍合式建筑，左右兩邊各三棟，棟間隔僅幾十米，中間為綠化帶、游樂設施，以及一個100多平米的圓形活動廣場。
想著小兒子還在老家上學，父母都70多歲了，周菊梅和丈夫考慮，將兒子和父母一起接來。那時剛好6棟2樓唯一一套尾房出售。周菊梅擔心樓層低會吵，但周邊小區房價至少得七八千，負擔不起。權衡之下，兩人找親戚借錢買下了這套87平米、總價43萬的房子。
2016年8月，兒子、父母從老家過來，一起住進新房。10月，周菊梅到一家建筑公司做倉庫管理，一個月工資3000多。第二年4月，賀香槐辭掉東莞機械制造廠的工作，來長沙一家汽車配件廠做行政，轉正后工資4400元。
兩人計劃著，三五年還完賬，侍奉老人，然后將兩個孩子送上大學。生活看起來充滿希望，卻未料，樓下每晚響起的音樂“魔咒”，將希望漸漸碾碎。
6棟一出門即為小區廣場，中間2樓為周菊梅家。
她向物業反映了不下十次，每次，保安會勸跳舞的人將聲音調小，跳舞的人也會聽。但沒過兩天，聲音又大了。她也跟物業和跳舞的人提議過，買個噪音測試儀，一旦音樂聲超過標準分貝，就自己調小，但沒人買。
無奈，她只能讓女兒在托管班完成作業后再回家，兒子則到客廳做作業，老人看電視只能聲音調到最小或者靜音。
去年下半年，有一次晚上八點多下班回家，周菊梅看到跳舞的人圍在一起，說一個男的覺得跳舞聲音太大，砸了啤酒瓶?；丶液螅胖涝移康恼钦煞颍f“太氣人了，跟他們講也不聽”。
何萍那天也在跳舞，她記得賀香槐一句沒說就把酒瓶砸地上，碎片濺到她腳下，跳舞的人都被嚇到了。賀立馬跑回去，保安報警后民警來敲他家門，沒人開。
周菊梅說，自己和丈夫都不是無理取鬧的人，放假時樓下跳舞，從來不會說，只有影響到孩子做作業了才會去交涉。今年上半年，女兒面臨中考，婆婆查出患有肝癌，周菊梅和婆婆都下樓勸說過，打過市民服務熱線投訴，都無果。暑假時，為了避開廣場舞，每天晚飯后一家人到松雅湖公園散步、打球，白天再指導孩子做作業。
吳雪林理解賀家人的心情。她家在2棟低層，距離廣場也很近。讀初中的兒子經常向她抱怨“外面跳舞聲音好大，作業做不進去”。她把家里的窗、窗簾、門全都關得密密實實，用幾個手機號換著給物業投訴，也當面跟跳舞的人反映過，甚至報過警，都沒什么效果。
6棟3樓業主饒慧說，兒子房間正對著廣場，也抱怨過外面聲音吵，只能戴著耳機玩電腦。侄女原想在6棟買房，因為廣場舞聲音太大而作罷。
小區物業服務中心項目經理周曉波表示，《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物業條例管理》等法律法規以及小區《管理公約》都未規定，小區內不能跳廣場舞，物業公司只能進行勸導、制止，然后上報社區，沒權力取締。
長沙縣星沙街道望仙橋社區彭姓主任則說，轄區內有13個小區，經常接到居民投訴廣場舞噪音問題，水岸世景小區也有人投訴過，社區工作人員也曾上門勸導，但沒人聽。
跳廣場舞的人
何萍的一天通常是這樣的：早上六七點起床做早飯，幫孫女洗漱喂飯，之后坐四站公交車送她到幼兒園，回家后做中飯，打掃衛生，下午三點出門接孫女，五六點到家后做晚飯，喂完孫女后出門散步。孫女允許的情況下，她可以去廣場跳舞。
53歲的她，一輩子在衡陽農村種地，丈夫在廣州建筑工地打工，兒女大學畢業后都在長沙工作。兒子打拼兩三年后貸款買房，總共50多萬，每月還房貸2000多元。2013年，孫女誕生，一家人住進2棟高層87平米的新房。
年輕時農活干得苦，何萍腰和頸椎不好，兒子不放心她一個人在老家，便讓她來長沙帶孫女。她發現，小區里和自己一樣、從長沙周邊農村來城里幫忙帶孩子的婆婆有很多。每天，他們的生活圍繞著孩子轉，只在晚上兒女在家時，才得片刻休憩。
他們喜歡跳舞，有的上午十點左右跳一個小時，有的晚上7點多跳到九點左右，最多的時候有十幾個人，一人出15塊買來音響。跳的大多是簡單的舞，沒專人教，誰在網上學了新舞，就站前面帶一下，其他人跟著學。沒人組織，沒統一服裝，不參加比賽，更像是自娛自樂熱鬧下。
何萍曾做過醫療健身操，每天重復同一套動作，做了快一年，覺得“沒味”。孫女小的時候，她帶著她看別人跳舞，去年孫女上幼兒園了，她開始跟著跳。兒子、女兒也都支持她，看到好的歌會發給她。
通常，一晚上放四五首流行歌，有時一個月還學不會一個。歌聲時大時小，“有時‘咚咚’聲音突然很大，你不可能一下一下去調吧？”
52歲的陳麗華也跳過幾年舞，去年學做操后跳的少了。在她印象中，跳舞人員比較固定，但也有流動。廣場是小區內唯一的公共活動空間，音響一放，小孩子就“特別集中特別吵”。 有時聲音調小了，孩子一吵，聽不到，就又調大了。因為聲音問題，他們和業主吵過幾次。
去年賀香槐砸瓶后，跳舞的人找到保安，希望物業在一棟門口的空地或沿街商鋪門口騰出兩個停車位，讓他們跳舞，保安說沒這個權力，讓他們找開發商，無果。
小區外面商鋪門口停滿了車，沒地方跳舞。
陳麗華說，小區附近一所小學旁的操場可以跳，約1.2公里遠的松雅湖國際友誼林也可以，但跳舞婆婆有的還要帶孫子，覺得不方便，小區里安全些。
爭吵與勸說持續拉鋸，直到9月6號意外發生。
誰來負責？
賀香槐被入葬在下嶺公墓。因為只有44歲，又是非正常死亡，進不了家門。
公墓在山里，四周松樹杉樹環繞，野花遍地。“他到那里就安靜了。”周菊梅說。
同樣安靜的還有小區。
事發后，賀家人找物業協商未果，在賀香槐倒下的地方點香燭、燒紙錢；在小區門口和廣場上掛上白色橫幅，寫著“還我丈夫，還我兒子”；還請道士來家中做法，在陽臺上掛上兩面鏡子辟邪。
“現在安安靜靜的沒有跳舞聲，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吳雪林沒想到困擾自家兩年多的廣場舞噪音，以如此方式收聲。樓下安靜了，但她還是習慣性地把窗簾全拉上。
3棟6樓業主王晨晨以前也跳過舞，還教過幾次，事發那天她不在，知道賀去世后，她“緊張得要死”，“還是心里過意不去，有陰影”。
何萍是在第二天送孫女上學回來后聽說賀死了的，她心里麻麻的，不敢再去跳舞，擔心被賀家人報復，“在后面砸我們的頭”。
其他跳舞者，有的回了老家，有的去了其他子女那兒，有的到周邊小區去跳。何萍也去別的小區看過，覺得他們動作精致，自己學不來，不好意思跟著跳，看幾分鐘就走了。
她覺得跳舞的人并沒有責任，“你如果有病，吵不得，你應該貼個通告出來，或者跟保安說一聲。你沒貼一次通告，我們曉得你是不是有病呢？”
周菊梅說，丈夫自尊心強，不希望別人知道他有心臟病，衣服領子低了，都會帶個玉佩擋住胸口六七寸長的傷疤。她反問，“我不可能說我老公有心臟病，到處去張揚吧？”
另一名當日跳舞的人也認為，跳舞聲音不大，時間也不長，“他老婆不讓他下來，不也沒事？都是他自己家造成的。”
何萍說，跳舞的基本都是農村的，沒什么錢，捐款的話可能有人捐，但賠償肯定不愿意。自己平時連二三十塊的菜錢都舍不得，幾百塊錢更沒法賠。她反復地說：“我們老人家哪有錢賠啊。”
“要是自家出了這樣的事，你看他們還會這樣說不？”陳麗華說，出事后跳舞的人都在逃避，很多不在小區住了。她覺得他們應該負些責任，自己以前跳過舞，也愿意出錢，但沒人牽頭。
“每個人都是自私的。”她嘆了口氣。
“一切都成泡影”
10月的長沙，幾場雨后，愈發清寒。
小區廣場
兩人相識17年，雙方父親是小學同學，家在江西吉安市不同的縣。周菊梅有5兄妹，她排行老四，父親是林場森工，母親身體不好沒有工作。從林業技校畢業后，她進林場干了一年，之后去東莞一家廠里做行政。
賀香槐比周菊梅大4歲，是家中獨子，排行老四。父親做過村隊長、鄉鎮山林規劃負責人，后在家務農，母親幫人接生。大專畢業后，他到東莞機械廠做關務。
2003年，兩人結婚，年底生下女兒賀曉琳，四年后生下兒子賀曉勇。婚后夫婦倆在外打工，父母在家帶孩子，過年時才一家團聚。
在周菊梅眼中，丈夫性格內向又有些小幽默，文質彬彬，不善表達，再生氣也不會大吼大叫，在孩子面前也有些不茍言笑。來長沙后，才跟孩子親近起來。
他愛運動，愛看書，臥室書架上，一半是他的書，朋友圈和QQ空間里，經常會發些記錄生活或是鼓勵孩子的話。
女兒臥室墻上，至今還貼著他手寫的龍應臺給兒子的鼓勵：“孩子我要求你讀書用功，不是因為我要你跟別人比成績，而是因為我希望你將來會擁有選擇的權利，選擇有意義有時間的工作，而不是被迫謀生……”另一張紙上，他寫下年份和孩子們上學的時間表，2025年女兒大學畢業，2029年兒子大學畢業……
女兒臥室墻上，還貼有賀香槐寫下的時間表。
“現在這一切都成了泡影。”周菊梅哽咽起來。
10月11日晚，記者來到賀家時，周菊梅正在廚房洗碗，賀父一個人在客廳沙發上坐著，賀曉勇在房間寫作業。
房子干凈而樸素，有種說不出的清冷。從陽臺往下望，廣場上燈光灰暗，零星幾個人影。偶有小孩子的尖叫聲傳來，清晰刺耳。周菊梅說，“這還算好的，之前廣場舞聲音更大。”
事發后，小區廣場安靜了許多。
15歲的賀曉琳仿佛一夜間長大，不再愛偷懶，放假后，她會主動幫媽媽洗碗、找她說話。在學校，她經常睡不著，周菊梅安慰她不要想爸爸，“想哭的話，回來后在媽媽懷里哭”。
賀曉勇對爸爸印象最深的是幾年前，他和姐姐第一次坐火車去東莞過暑假，四個人睡一個小小的房間。爸爸會陪他下圍棋、打籃球、踢足球，爸爸贏了他就耍賴哭。而今，他不再撒嬌，會挽著媽媽的手，說“媽媽你不要怕，我會保護你的”。
周菊梅開始經常感覺耳鳴、精神恍惚，好幾次闖了紅燈，車子開到身邊才反應過來。有一次下班后在路上走，想著以后的人生就像下班一樣，只能一個人走，她用手捂住嘴和臉，拼命憋住沒讓自己哭出來。
10月28日，聽說小區里上午又有幾個人在跳舞，她氣得把頭發剪掉。她記得，人生第一次決心留長發是認識丈夫的時候，丈夫不在了，她也不想留了。
想到去世的丈夫，周菊梅崩潰落淚。
9月13 日，賀家人和小區物業公司簽訂協議，物業出于“人道主義關懷”，資助他家8萬元，望仙橋社區資助2萬元。
但周菊梅心里依舊有根刺。她覺得丈夫是被跳舞的人刺激到才會倒地，事發至今，卻沒一個人向她道歉，她咽不下這口氣，想為丈夫討個公道，“我怕小孩懂事后說，媽媽，爸爸是因為這樣的事走的，你都不為他討個公道？”
起初，她想找長沙縣法律援助中心的律師起訴跳舞者，對方要求先提供派出所出具的案件筆錄資料，而獲取這些資料，需要由代理律師出面申請。
事情陷入尷尬的死結，她只能重金請社會律師。每天要上班、照顧孩子，精力、財力上都有些顧不上。賀家姐妹也勸她，打官司周期長，不一定能獲得賠償，對她也是一種折磨。
她想找跳舞者私下調解，但一個人也不認識，事發現場燈光很暗，監控也損壞了，她記不清誰的臉。
聽說廣場舞的組織者是松雅湖中學的一位何姓老師，10月15日一大早，她跑到校長辦公室，想找出這位老師，結果發現找錯人了。
她像被霜打過般，臉色煞白，彎身向那位老師道歉。對方態度堅決地說“我要是有事就找你”。傷痛瞬間被戳到，“她都知道要找我，我都不知道要找誰！”
她兩只手攥成拳緊握著，身子發抖，崩潰大哭，重復著：“你們把事情真相告訴我！”
10月19日，周菊梅和湖南清源律所律師孫強到長沙縣公安局調取案件筆錄。星沙派出所將案件定性為民事糾紛，后續不再介入。警方向她提供了包括保安、路人、目擊者等在內的6份筆錄，但沒有參與跳舞的人——警方告訴她沒有找到當天的跳舞者。
找不到“被告人”，起訴難以為繼，周菊梅感到絕望。
北京康達律師事務所律師韓驍解釋說，廣場舞音響超出法定分貝造成噪音污染，跳舞居民涉嫌違法，居民可通過交涉、投訴、報警等方式維權；如果投訴找不到相關責任主體，可尋找小區內知情證人、請求物業調取監控以及向街道辦、公安機關求助，確定責任主體后進行追訴。
但維權之路往往并不平順。周菊梅說，起訴跳舞者，希望丈夫的死能引起社會的重視，推動廣場舞相關法律法規的完善。“這個事情沒解決，我無法開始新的生活。”
她常常會想起7月11日清晨，站在老家三樓陽臺上，看到薄霧中，太陽正從遠方村莊的屋頂上升起。賀香槐走到她身邊，說“十年后，我就天天陪你站在這里看日出。”她笑著說：“好啊，到時候你不要說不回來。”
她知道，這一天等不到了。
（應受訪者要求，賀曉琳、賀曉勇及小區業主均為化名）
原標題—特稿｜在廣場舞聲中死去的男人，文章轉發自澎湃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