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8月，坊間最近再度熱傳“北戴河會議”，這個所謂“中國最神秘會議之一”，太過撩人心弦，令人無限暇想。有的還鄭重其事分析今年的幾大議題，如“十三五”規劃、經濟形勢、反腐打虎、人事安排等等。有境外媒體更是言之鑿鑿，往年北戴河會議8月10日左右召開，今年準備工作“至少提前了一周”。

自詡“離中南海最近的財經政策移動顧問”，財國君乍一看別人家說得那么確切，自己竟然一無所知，都有點懷疑與北戴河那兩百多公里距離是不是太遙遠了些。

驚魂未定之際，恰有領導來問，“你們可曾為北戴河寫了一點什么沒有？”我說“沒有”。他就正告我，“還是寫一點罷；幾十萬用戶很愛看你們的文章。”

這就讓財國君恢復了一點自信。

北戴河嘛，財國君也是去過幾次的，“恰好”都是夏天。渤海之濱，燕山之南，在中國的政治版圖中，北戴河曾經是一個特別的存在。有多方面的公開資料和報道介紹，抗美援朝之后，1954年夏天，中央集體到北戴河一邊避暑一邊辦公，海濱小城的政治地理開始重構，“夏都”之稱也由此而來。比起“北戴河會議”或“夏都”，它的一個更為官方的稱謂是“中央暑期辦公制度”。

1950年代中期，很多夏季的中央重要會議都在這里召開，“新華社北戴河電”這樣的字眼曾經頻頻出現在報端，黨和國家的一些重大決策也不斷從這里誕生。漸漸地，北戴河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中國的政治“晴雨表”。

1958年8月17日至3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關于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

比如，著名的1958年“北戴河會議”，也就是8月17日至8月30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是“大躍進”的一次標志性會議，通過了大煉鋼鐵和大辦人民公社的決策。也是這一次，毛澤東拍板“炮擊金門”。

1965年后，很大程度上由于“文革”因素，幾近常規化的北戴河會議“悄然消失”，直到1980年代，鄧小平的身影頻繁出現北戴河。中斷十幾年的中央暑期辦公制度再度恢復，“夏都”的稱謂也再次回到北戴河。

財國君查閱公開資料發現，鄧小平最后一次到北戴河休假，是1992年7月，此時他已88歲高齡了，在北戴河的住處審閱了十四大報告稿，表示同意報告的框架。

1988年7月26日，鄧小平在北戴河游泳。

此后很長一段時間，北戴河都是中央高層在夏季處理內政開展外交的重要場所之一，這一慣例一直到延續2003年。是年夏天，中央決定五大班子不到北戴河辦公，中央暑期辦公制度又一次告別歷史舞臺，當時還引起輿論的一陣熱議，久之也就習慣了。十多年后，沒承想又在傳言中“恢復”了。

事情就是這么個事情，財國君也進行了求證。從道理上講，隨著中國政治逐漸走向透明化、“常規化”，北戴河已經不需要那么“神秘”，其政治色彩逐步淡化，回歸其北方稀缺的療養勝地本來面目。尤其是十八大以來，新一屆中央厲行“八項規定”，放著好好的中南海、人民大會堂等不用，跑到游人扎堆的北戴河開會，更是于理難通的。

2010年7月29日，習近平看望在北戴河暑期休假的“千人計劃”入選專家代表，與他們進行座談并講話。

當然，不時也有領導過去，但公開報道顯示，主是去看望在此療養的專家、勞模。比如 2013年和2014年暑期，受習近平委托，劉云山就在北戴河看望了當年參加暑期休假活動的專家。前些年，習近平任常委之后、任總書記之前，也曾有過類似舉動。比如2010年7月，他在北戴河看望了在那里休假的“千人計劃”入選專家代表，與他們進行座談并講話。

這樣的座談會，我們不能說它不重要，但顯然不是那個意義上的“北戴河會議”。

如果說，在任或退休高層在北戴河休假或其他公干時附帶談了點什么——老百姓酒桌上不也經常要對形勢政策指點一二么——也把它歸為“北戴河會議”的話，那財國君就無語了——無法證偽呀。

不知道為何那么多人一口咬定今年北戴河會議將會如何如何。不久前的7月20日、7月30日，中央政治局連續兩次開會，已經是超常規所為，“十三五”、五中全會、經濟部署、“打老虎”，時下的大事已經談過一遍了。緊接著幾天十來天再移到北戴河談一遍，有意思么？有必要么？有可能么？

如果還不相信財國君，那就微信上再搜索一下“北戴河會議”，之前那些“預言”，大都已經悄然消失了。這意味著什么？你懂的。